基辛格《论中国》一书选择了一个故事作为开篇：1962年10月，毛泽东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们讲了中国与印度“一次半”战争的历史，一次是唐朝，半次是元朝。基辛格评论道：“这就像我们的某位领导人回顾查理大帝时代的战争一样。”对于这位美国前国务卿来说，这个细节颇不寻常，以回顾遥远的历史来回复现实的问题，显示着一个异质族群的思考方式。
但对于中国读者而言，这个故事有些平淡无奇。援引历史上的典故，无论是远如三代秦汉，或者近如明清，都是再平常不过的表达习惯，这种习惯也保留到了现在。《之江新语》一书中，同样可以观察到这种表达习惯的刻痕。
《之江新语》引用历史掌故和古人言论处俯拾皆是。来源包括《论语》《孟子》《大学》等儒家经典，《庄子》《商君书》《韩非子》诸子著作，古代名臣诸葛亮、司马光、王安石的治世修身之言，诗人杨万里、郑板桥感怀人事的诗句等。
就其内容来说，大致可分为两方面，一是对干部的管理和培养，如引韩非子说：“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更多的引用则是强调官员个人的品德和工作作风养成，如引王安石语“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朱熹语“敬业者，专心致志以事其业也”。
用典是《之江新语》一书中较为显著的修辞术。援引历史和典故，作为一种修辞术，最大的好处在于经济。每一段历史和具体的典故，在其形成时期，自然包含着丰富的细节。而在传播过程中，逐渐形成有稳定边界的所指。写作者可以生动而精炼的语言，向读者准确地传递信息。如《多双“眼睛”选贤任能》一文中以诸葛亮《出师表》中“亲君子、远小人”，告诫考察干部坚持原则；《小事是一面镜子》一文中以西汉扬雄“堤溃蚁穴，气泄针芒”之语提醒地方官员慎独慎微。这些都是常见的典故和比喻，读者自然也一望就知其所指。

历史学家陈寅恪在利用文学材料研究中古史时，曾提出“古典”与“今典”的概念。即作者表面上所用为与当下无关的典故，而实际上所指的是现实中的事情，就是所谓“用古典以述今事”。类似的是，我们从《之江新语》一书中对“古典”的引用，可以窥见作者自身工作环境、情感、价值的折射和表达。
例如，韩非子说：“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州部，在韩非子的时代是地方行政机构，卒是士卒，伍是军队中的最小的组织。韩非主张无论文官武官，都要有在最基层的工作经验。习近平在《越是艰苦环境，越能磨炼干部品质》一文中引用了这句话，并引申认为“古往今来，将才良相大都经历过艰苦环境的磨炼”。
韩非子的主张在后世或多或少都得到了实现，如西汉的宰相多出于民间，猛将也多有行伍的经验。两汉时期吏治颇受后世推崇，历史学家赵翼和钱穆都对两汉的吏治和风俗赞美不已，对外的军事战绩也颇为显赫。这或多或少都与上述政治实践有关。
本书中《一切为民者，则民向往之》《要善于学典型》两篇文章，都写到了浙江基层干部郑久万，郑久万甘于清贫，扎根基层，服务当地民众20年，他的事迹在2005年前后经过表彰和宣传，轰动全国。当时浙江省委书记正是《之江新语》的作者习近平，郑久万的事迹，不妨视为《越是艰苦环境，越能磨炼干部品质》一文的“今典”。
另外一篇文章中，习近平引用了《宋人轶事汇编》中一条逸闻。五代至北宋初年，当时统治浙江的是吴越，吴越两国都奉中原王朝为正统，自居藩属。国主钱俶曾上贡宋太祖一条宝犀带，宋太祖则回答说自己的宝带与此不同，共有三条，其一是汴河，其二是惠民河，其三是五丈河。汴河、惠民河、五丈河是北宋四大漕运运渠之三，唐代以后，运河是沟通南北的动脉，宋代定都开封，尤其依赖于运河的转输。宋太祖这番话是表明，自己先考虑国家，对于个人享受则不甚在意，并不以宝带为宝。
习近平引宋太祖的例子，是告诫地方官员注意生活细节，以免蜕化变质。如果结合近年以来民众对腐败的不满，其用典的含义则不问即知。
“古典”的意义，无论多么曲折、丰富，都是瞄向现实。而无论多么重要的历史，对政治家和他所处的社会而言，只有着眼于现在和未来才具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