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本”是传统政治文化的基石

    民本思想发源于上古，发展于西周，成熟于春秋战国，且被历代治理事实所证实。《尚书》记载，虞舜时，皋陶说过：“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皋陶谟》）大禹说：“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大禹谟》）并且对后世留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五子之歌）的训诫。殷商时，盘庚对民众有言：“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盘庚中》）周朝取代商朝，周公总结前朝治乱的经验教训，指出“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酒诰》），并把民情和上天意志相连，所谓“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见”（《康诰》），发展了民本思想。春秋战国社会大动荡，民众作用更加凸显，民本思想受到有识之士重视。季梁说：“夫民，神之主也”（《左传》桓公六年）；史嚚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庄公三十二年）；楚国搜刮民财，斗且认为：“积货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夫民心之愠也，若防大川焉，溃而所犯必大矣”（《国语·楚语下》）。诸子百家治国思想各有所重，民本却是共识，比如，孔子认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即配得上“圣”的称号（《论语·雍也》）；墨子说：“民生为甚欲，死为甚憎，所欲不得，而所憎屡至，自古及今，未有尝能有以此王天下、正诸侯者也”（《墨子·尚贤中》）；《管子》说：“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治国》）；《韩非子》说：“立法术，设度数，所以利民萌便众庶之道也”（《问田》）。孟子的“民贵君轻”与“民心”之论，更将先秦民本思想发展到新高度。

    先秦时期形成的安民、爱民、利民、得民心等丰富的民本思想，后世续有发挥，历代史实也证实了民本思想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作用。汉初的文景之治离不开采取减轻赋税、与民休息的政策；诸葛亮出色的治理能力，体现在其“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三国志·蒋琬传》）；唐代贞观君臣深以“隋主为君，不恤民事，君臣失道，民叛国亡”为诫（《册府元龟》卷五十八），谨记“君舟民水”；明太祖厉行“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明太祖文集》卷一）的农本政策，清代康熙帝训导官员“凡为政者，只求实惠及民而已，何必以美名自讬哉”（《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第二集卷三十八）？整体上均取得较好治理效果。民本思想之所以成为传统政治文化的根基，在于它认识到民众是社会的主体，民众利益和诉求是一切社会治理的基础。政治文化中的相关论述，往往是以民本为中心和基础而展开的。

“德治”是治国理政的核心理念

    在古代礼乐文明中，社会治理主张实行礼治，也就是德治，这是民本思想在治国理政上的必然结果。最早记载德治的传世文献依然是《尚书》，皋陶说：“允迪厥德，谟明弼谐。”（《皋陶谟》）周代以德和天命转移解释夏商周更替，“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蔡仲之命》），因此要“慎德”（《旅獒》），做到“恫癏乃身”“若保赤子”（《康诰》）。周厉王时，芮良夫说：“民归于德。德则民戴，否则民雠。”（《逸周书·芮良夫》）春秋时，郑国大夫子产说得更直截了当：“德，国家之基也。”（《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德治的根本，是正确处理好礼与法的关系。在具体实践中，周公主张“明德慎罚”，他代表周成王对康叔作出训诫：“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悔鳏寡，庸庸，袛袛，威威，显民。”以明德为原则，就需“用其义刑义杀，勿庸以次汝封”，即断案刑罚要合理，不能凭个人喜恶（《尚书·康诰》）。后来孔子也明确提出要“为政以德”，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为此，要先德而后刑，德主而刑辅，“不教而杀谓之虐”（《论语·尧曰》）。周、孔之论，为孟子、荀子所继承。孟子从德、仁出发提倡仁政，荀子从礼出发推重礼治，隆礼而重法。西汉独尊儒术后，德治逐渐成为全社会认同的核心治理理念，周代的“明德慎罚”被发展成为“德主刑辅、礼法合治”的基本策略。

    古代思想家还从礼法的起源上强调德的重要性，提出法要符合民众的要求和意愿，《慎子》曰：“法非从天下，非从地出，发于人间，合乎人心而已。”《商君书》曰：“法令者，民之命也。”（《定分》）法和刑在执行层面重公正，“法不阿贵，绳不挠曲”（《韩非子·有度》），“大明无偏照，至公无私亲”（《贞观政要·刑法》），均表明法刑的精神是公、信、义等德之范畴。德与礼的关系更为紧密，朱熹在《中庸章句》中概括为：“德者，礼之本也。”因此，正确处理礼法关系，“道之以德”，这是社会治理的最高准则。

得人用人是实现德治的基本保证

    在实施德政的过程中，得人用人是决定性的因素，也是治国安邦的必要条件。《论语·尧曰》记载：“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治国之臣）十人。’”法家代表人物商鞅也认为：“得人者兴，失人者崩。”（《史记·商君列传》）

    得人先须识人。《尚书·皋陶谟》提到“亦行有九德”，即以九种德行查验人，“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严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孔子提出“听其言而观其行”，也是识人的方法。在人才确定之后，唯才是举最重要，“苟得其人，虽仇必举；苟非其人，虽亲不授”（《三国志·许靖传》）。历史上秦用楚材、不计前嫌、不问出身的用人范例俯拾皆是。量才而用、扬长避短、务实不求虚名等也是必要的用人之道。

    用人要管人，治吏是实施德治的保障，“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左传》桓公二年），韩非提出“治吏不治民”（《韩非子·外储说右下》）。治吏主要靠监督、考核和法律，中央监察机构如御史府（台）、都察院，地方监察如州刺史、道、按察使等，形成了独立的监察体系。以道德、才能、功绩等指标考核官吏，依据结果有相应奖惩。如明代“称职者升，平常者复职，不称职者降，贪污者付法司罪之”（《明史》卷七十一）。官制规定，如任用地域回避、推荐责任连带、官员定期调动等也能实施监管。无数事实证明，以法治吏很重要，“法平则吏无奸”（《商君书·靳令》）。自唐以后，历代法典对贪污等行为都有详细的惩治规定（参见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

    为政得人是为实施德治提供人才基础，用人管人是为德治加强制度保障。

正己修身是德治对官员的基本要求

    正己修身是官员个体行为规范，也是实施德治对官员修养的基本要求。《尚书·皋陶谟》：也“慎厥身，修思永”。孔子论政有云：“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孟子则从理论上概括：“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修其身而天下平”（《尽心下》），齐家治国首先修身。《礼记·大学》又将修身系统化，提出“修齐治平”的理想模式：“身修而后家齐，家齐然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是普遍性的要求。从官员为政言，修身包括修德和修能。修德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豁达的胸襟、廉洁奉公的精神等政治素养为重。北宋富弼提醒负责地方官考核、厉行整顿吏治的范仲淹说：“一笔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范仲淹答道：“一家哭何如一路（北宋地方行政区划）哭耶！”（《宋史纪事本末》卷二十九）修能即提高治理才能，求知和实践是基本途径，孔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礼记》卷五十二）总之，正己修身最终是为了为政以德，造福一方，强国利民。范仲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论高居庙堂，还是身处江湖，都能先天下忧、后天下乐，堪称政治家中正己修身的楷模。

    正己修身能养成良好的从政素质，加强官员的治理能力和道德自律，是施行德治的途径。

    综上所述，民本是传统政治文化的基石，德治是民本的治理要求，同时也是传统政治文化的内核。用人管人保障民本和德治的实施，而正己修身既是自上而下对官员普遍的修养要求，又是官员个体修身的需要。制度改革方能适应发展中的民情社情，为长治久安提供根本保障。这些传统政治文化理论，都曾经在治国安邦、社会治理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在实现中国梦的历史时刻，习总书记总结这些历史经验，意义十分重大。对于学术界而言，应该从社会治理的角度，从国家长治久安的角度，对古代政治文化遗产进行认真的清理、深入的研究。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本文转载自光明日报第16版，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