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中国伦理学会会长万俊人

如何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中国伦理学会会长万俊人

如何对待我们自身的传统文化？如何承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命脉？这是近代百年始终纠结于国人心头却又至今尚未真正解决的根本文化问题。尽管我们已经明确“古为今用”“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等基本方法论原则，然而，如何判别“糟粕”与“精华”？如何将“精华”转化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秀文化的精神资源？至今仍是开放着的课题。

从根本上说，承托优秀文化传统是中华民族永远不可卸脱的文化使命，从中华文明形成之初它便悬临于一代又一代国人心头，成为我们必须自觉意识和思考的根本命题。而在如何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上，马克思和韦伯这两位卓越的思想家已然给我们提供过答案。

马克思对黑格尔及其所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地扬弃”，给我们的启示是一种历史主义或历史辩证法的方法论原则；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内在关联的分析，给我们留下的启示则是一种文化传承及其伦理精神的文化价值学理解。这清晰地表明，任何关于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理解都不仅要遵循文明与文化相互发明、相互印证的历史辩证法原则，而且也要关注文化传统自身的内在价值取向和精神品格，唯其如此，才有可能真正客观地了解传统文化及其传承的历史意义和内在价值，进而把握文化自身流衍递嬗过程中的关键枢纽和榫接机制，并最终懂得如何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精神。

另外，由于中华文化本身即是一个多元兼容、不断融合的多元整合型的文化系统。因此，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必然是对这一多元整合型文化系统的优秀文化元素的综合继承和传扬，而不是对其中某种或某几种文化元素的传承。

如今，优秀传统文化所直面并亟待料理的现实问题和时代课题是：如何既能开放地接受各种现代性文化的挑战，在冲撞、遭遇、对话等文化际遇中保存自身传承赓续的连贯性和生命力，又能从容地面对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和文化的新课题、新挑战，从而实现自身的现代自觉和现代转型。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中国模式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维为

中国文化传统与中国道路的成功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中国模式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维为

比较中国与欧洲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一个重要差别是宗教战争的差别。欧洲历史上，不同宗教之间，不同教派之间的战争持续了上千年，今天也留下了很多阴影。在中国，印度的佛教传入后逐步与中国的儒学、道教互相渗透，互相综合，最终形成了儒、道、释“三合一”中国传统。长于综合，长于借鉴别人的有益经验，应该是中国文化中最大的“比较优势”。

有学者认为“中国文化是世界上罕见的多基因文化”，“古代华夏文明的内吸式壮大过程，使它具有特别突出的宽容精神和强大的包容、吸收与变通能力”。这种基于“多基因文化”的“包容、吸收与变通能力”本质上就是一种特殊的“综合创新能力”。它也体现在中国人特殊的学习能力上。从“寸有所长，尺有所短”到“三人行必有我师”，从“谦受益，满招损”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陈言务去”到“学如蝉蜕”，从“推陈出新”到“独辟蹊径”等祖训都反映了这种传统。

历史上，我们从世界不同文明中汲取养分，从世界各国借鉴经验，就像中亚民族发明的二胡，今天成了中国民乐的主要乐器；西方人提出的社会主义理念也中国化了。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借鉴了国外大量的经验，包括苏联的经验和西方国家的经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有选择地学习了美国在金融领域内的经验，日本、德国在企业管理方面的经验，以色列在农业方面的经验，新加坡在开发区建设和反腐倡廉方面的经验，等等。但总体上看，我们没有简单地照搬外部的经验，而是综合了别人的经验，并根据中国的民情国情进行借鉴甚至创新。

中国近代史上，张之洞说的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日本人近代史上提倡的是“和魂洋才”，都有其道理，但我们再回头看，毛泽东主席说的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毛泽东主席的意思是：中华民族复兴是“本”，其它都是“用”，我们对古今中外的一切借鉴，都是为了更好地发展今天的中国。我们应该从古人那里汲取智慧，从外部世界汲取智慧，让这一切为我所用，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用”，这也应该是我们综合创新的真正要义。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教授杨共乐

中华复兴是近代以来最伟大的事业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教授杨共乐

中华民族的复兴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从世界历史上看，中华文明是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中华复兴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是传承中的复兴、传承中的创造，既肩负着时代使命，也承载着历史责任，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创举，在世界文明的发展史上具有独特的意义。

中华民族的复兴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在历史上很长时间里，中国曾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但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把瓜分世界的魔爪伸向了中国，中华民族陷入了空前的危机。1949年，中国人民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新中国。1978年，中国共产党再次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把中华民族带向了富强兴旺的大道。中国共产党人正以令人震惊的发展创造着人类的奇迹，向世界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巨大力量。

中华民族的复兴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是和平的复兴。“国强必霸”与中国的国情、中国的文化传统不符。中国没有搞帝国主义的文化基因，也没有留下殖民和侵略他国的记录。中华民族历来就是热爱和平、珍惜和平的民族。正如习总书记在视察北京师范大学时所指出的：我们这个民族，一个是不侵略，不扩张，我们是防御型的；第二个是我们内敛，包容，把从各方面进来的文化全都交汇融合在一起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而不同”“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中华民族的处事原则。它与主张“占有”“自恃”和“支配”的西方价值理念有着明显的不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世界各国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和平发展的经验，是中国智慧对人类作出的重大贡献。

应该说，中华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事业。它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以及世界文明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