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节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观念，一般用于标示人的道德操守和精神境界，尤其是指人在面对威逼利诱、外敌入侵时所表现出来的不屈不挠的独立意志和抗争精神。“气节”一词虽然首次出现于《史记·汲郑列传》，但气节观念却早已在先秦儒家的道德思想中孕育而成了。孔子曾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里的“志”所指称的乃是一种价值理想，君子和小人的分野即取决于在极端情境中是坚守还是放弃价值立场。气节所表达的同样是一种价值原则，它不仅作为个人的人格理想而存在，也充当着整个社会的行为标尺，对维护传统的人伦关系、巩固国家政治秩序一直起着重大作用。气节的内涵主要包含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道义至上。孔子将义确立为君子的行为准则：“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君子义以为上。”“义之与比”和“义以为上”的说法表明，义是君子人格的内在构成要素，而君子之气节正由其对义的态度和行动表现出来。孟子同样重视气节问题，一方面高度推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人格，另一方面严辨义利，斥责梁惠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君子之气节体现为一种“浩然之气”，即道义原则完全主宰人的感性生命时意志所呈现出的自由自觉、勇猛刚毅的状态。西汉学者刘向在《说苑·立节》中说道：“士有杀身以成仁，触害以立义，倚于节理而不议死地。”南宋的朱熹则以“心之制，事之宜”来解释义，义即内心的制断原则以及事理之当然，服从义的原则就是以道德上的应然来作为行为的唯一动机，当这种原则与其个体生命的保存相冲突时，应该毫不犹豫地舍弃自己的生命。理学家对于义的理解极大推动了砥砺世风、崇尚名节的社会环境的形成，“以天下为己任”的士人将自我的修身实践与对公共责任的承担结合起来，以一种极具严格主义色彩的道德立场彰显了人之为人的价值意识和精神境界，他们的气节风范也成为后世儒者的行为坐标。

二是尽己为忠。忠作为一种德行并不只是适用于君臣之伦。孔子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曾子说“为人谋而不忠乎”，都是强调与人相处要真心实意，为别人做事要尽心竭力。就君臣关系而言，孔孟从来不倡导盲目服从人君意志和欲望的愚忠，而是推崇引君向道、格君心之非的诤臣。臣对君的忠，需要有道义的统摄，以道事君、以德抗位体现了传统气节观对于士君子的伦理职责要求，一味逢迎君主个人的喜好，并非一种真正的忠：“长君之恶其罪小，逢君之恶其罪大。”秦汉以后，随着中央集权制度的加强，君臣之间的相对义务逐渐向绝对义务倾斜，也即君虽不君，臣不可以不臣。司马光就曾说：“臣之事君，有死无贰，此人道之大伦也。”尤其是在政权鼎革之际，臣为君尽忠、尽节的主要形式变为了殉身，“耻事二姓”“忠臣不事二君”成为评议士人气节的核心要求。明清易代之时，以身殉节的惨烈现象多有发生，忠的形式日益单一化，这种强大的政治伦理已经沦为嵌套在士人身上的酷烈枷锁。尽管“致君尧舜”的传统观念的影响依然不绝如缕，但“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自由空间已近乎完全丧失。不过物极必反，随着明清启蒙思潮的涌现，先秦儒学中的“君臣义合”论又开始复兴，黄宗羲喊出“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的为臣之道。这说明儒学内部已经开始对极度狭隘的忠节观念进行深刻反思，这种“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的启蒙精神自然也为传统气节观念的现代转型作了积极铺垫。

三是理性之勇。气节的养成离不开“勇”，一种无所畏惧的精神和德行。《中庸》讲“智、仁、勇”三达德，将“勇”列入通行天下的三种普遍德行之中。孔子虽然也说“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但又“恶勇而无礼者”，对勇的意义有所限制：“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孟子还深入探讨了“勇”和“不动心”的关系，认为单纯的“无惧”意义上的“不动心”和“勇”都是不难实现的，难的在于超越个体私欲而关切天下百姓之公共福祉的“大勇”，文王、武王、孔子身上即完美地体现了这种更高层次的勇。荀子同样有节制地肯定勇的价值：“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持义而不桡，是士君子之勇也。”虽然先秦之后，勇在儒家德目体系中的地位逐渐边缘化，但气节的实现依然离不开勇，只是这种刚猛品性需要道义的支配。“士欲立义行道，毋论难易而后能行之；立身著名，无顾利害而后能成之”出自《说苑·立节》，时穷节乃现，越是困顿之地、危险之境越能看出一个人是否真的具有气节，只有在这种边缘情境中气节才能得到有效检验，气节之士所显示的正是理智与勇敢的融合、道德的无限力量。

四是正直无私。“直”也是传统气节观不可或缺的一层内涵。作为一种德性的“直”，孔子肯定了其对社会政治治理的积极意义。他说：“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这里的“直”即正直之意。正直之人在面对危险或压力时往往能够坚守气节，邪曲之辈则惯于从一己之私出发屈己而徇人。程颐曾说：“君子主敬以直其内，守义以方其外。”北宋名臣范仲淹在《上资政晏侍郎书》中指出，“使搢绅之人皆危言危行，则致君于无过，致民于无怨，政教不坠，祸患不起，太平之下，浩然无忧，此远害全身之大也。”危言危行即正直的言行，逊言逊行指媚上之言行，范仲淹明确反对将自身利益置于国家安危之上的利己主义，主张士君子要言而无隐，以正直正义的言行向君主进谏，匡正其过失。“直”并非凭恃激越之气莽撞任性而行，而是要基于普遍性的公道和正义行事。在君臣关系中，气节之士的“直”有时表现为直谏，有时则表现为游离于现实政治之外的隐逸和清高。

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中，有无数重视气节甚于生命的杰出人才，他们不仅前仆后继地主动继承和积极捍卫作为价值规范的气节，还以气节作为品评人物、臧否世风的重要原则。这种道德理想主义的精神稳稳地构筑起民族精神的脊梁，积淀为中华民族最为宝贵的遗产。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中，革命先烈为了坚定的信仰，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前途命运，忠贞不屈、义无反顾、英勇献身，耸立起一座座气节之丰碑。当今时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格局深刻调整，国与国之间的竞争空前激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面临的风险挑战日益严峻，传统气节观念对淬炼顽强坚毅的民族性格，塑造现代国民的国家认同，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激励人民投身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有着积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做人要有气节、要有人格。气节也好，人格也好，爱国是第一位的”，强调“共产党人任何时候都要有不信邪、不怕鬼、不当软骨头的风骨、气节、胆魄”。爱国主义和斗争精神成为新时代气节观念的核心内涵。新时代的共产党人要积极继承和发展传统气节观，坚定理想信念，塑造高尚节操，勇于担当重任，谨守廉洁底线，不断提升自己的政治气节。

［作者单位：西南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传统恕道现代转化的具体路径研究”（19YJCZH033）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