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所记孔子言论中，有18篇48章涉及了对自己的评论，颇值得研究。这部分言论蕴含的最主要精神是孔子的自省意识与文化自信。

不懂得自省是人性通病，孔子不禁为此发出了“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公冶长》）的感叹。进而对“不善不能改”的现象表达了“是吾忧也”（《述而》）的深深焦虑。因此，他将自省意识贯穿于自我评价的始终，力图为学生和世人树立典范。

孔子的自省意识主要体现为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和自己建构的一套治理国家、完善社会的“仁道”思想体系，在当时的“霸道”时代很难为当政者所用，正如子路代为解释的“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微子》）。即便如此，孔子在感叹“莫我知也夫”（《宪问》）的同时，还是以“不怨天，不尤人”（《宪问》）而“君子求诸己”（《卫灵公》）的心态，尽量从自己身上寻找不被任用的原因。他先后省察出自己的六点不足：一是“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学而》），认为自己可能对时局理解不够。二是以“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三条君子标准自我对照，认为“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宪问》），自己君子人格修养不足。三是“患其不能也”（《宪问》），“病无能焉”（《卫灵公》），反思自己可能任职本领不够。四是“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述而》），承认自己书本知识和道理掌握得好，但社会实践经验欠缺。五是惭愧对底层民生了解太少，并为面对农夫关于民生问题的提问自己竟“空空如也”而深表自责（《子罕》）。六是对文化知识学习与传授，有时也扪心自问“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述而》），认为自己这方面做得未必足够好。

正因对自己在识人、修养、能力、事功、民生、学问诸方面的表现均不够满意，所以孔子对学生的赞师之语坚决拒绝。如公西华称其为“圣人”，他立刻表示不敢当：“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述而》）就连子贡称他所定“君子”人格标准是“夫子自道”，他也同样予以否定（《宪问》）。相反，面对别人的批评，只要不是挑战自己的信仰，孔子都欣然接受。如当他听说陈司败对自己评鲁昭公之语提出疑问时，立即说出了那句“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述而》）的名言，深表庆幸。即便在学生面前说了不严谨的话而遭质疑，他也会立即肯定学生意见而自我纠正（《阳货》）。孔子甚至感叹“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悦）”（《先进》），遗憾颜渊不对自己的观点提反对意见是无助于自己进步的人。即便是面对楚狂接舆、长沮、桀溺、荷蓧丈人（《微子》）等信仰完全不同的隐士的嘲讽，孔子也都是在理解和尊重的前提下，对自己的人生选择作出理性辩解。

也正因为孔子自省到诸多不足，所以他秉持“过，则勿惮改”（《学而》）、“改之为贵”（《子罕》）的一贯理念，效法榜样，努力完善提升自己。他不仅“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季氏》），珍惜一切法善而避不善的机会；而且“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里仁》），还在法贤的同时主动以不贤对照反省自己有无同样毛病；即便是“三人行”，也主动“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辨别并学习他们各自好的方面、对照改正自己不好的方面。

勇于自省既是一种清醒，也是一种品格，更是一种自信。缺乏自信的人才会“过也必文”（《子张》）。人无完人，有缺点的伟大才真实可信。再说，承认缺点方能改正缺点，改正缺点方能自我提升。孔子的自省改过精神早已内化成了一种民族文化品格，很值得赓续发扬。

孔子在自省缺点的同时，也在不断总结着自己的优点。一则认为自己是个真诚坦荡的人。如“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述而》），称不作任何隐瞒是自己的基本为人；“君子坦荡荡”（《述而》），就是夫子自道。二则认为自己是个重道义的人。“义”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论语》所记他17次讲“义”，既有个人道义又有社会公义。而自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则无疑指个人道义。他多给管家薪俸（《雍也》）、主动资助并安葬朋友（《乡党》），就是对道义的践行。三则认为自己是个守诚信的人。“信”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之一。其在《论语》中33次所讲之“信”，涵盖个人、社会、国家三个层面，其中自评的“笃信好学，守死善道”（《泰伯》），自属个人层面。他将诚信视为立身之本，甚至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为政》），认为不守诚信就不配做人。至于历代聚讼纷纭的“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则是与前句“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子路》）对举而言的，指的是外交场合的灵活斗争智慧，被后人误读了。四则认为自己是个勤勉工作的人。“敏于事”（《学而》）、“执事敬”（《子路》）、“敬其事而后其食”（《卫灵公》）等，都是孔子对学生的言传身教。五则认为自己是个不追求物质享受的人。其自评的“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矣”（《述而》），广为人知。他认为要成为“君子”就应该“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卫灵公》），甘愿“固穷”（《卫灵公》），做到“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学而》）。因此，孔子批评“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于义也”（《里仁》）、“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宪问》），认为贪图物质享受的“士”不配讲“道”，更不配做“士”。至于《乡党》所记孔子的“奢华”生活片段，则是他的日常守礼行为，且多被今人误读了。如“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原意为粮食不一定舂得精、鱼肉不一定切得细，以与下句霉烂、发臭“不吃”对举，来凸显其严格守礼；而非今人理解的只吃精粮和细肉。六则认为自己是个重实践的人。所谓“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吾不与，祭如不祭”（《八佾》），既表达了他超前的对神的质疑精神，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对亲身实践的一贯重视，认为凡是没有亲身参与体验的活动就对自己的认知提高没有实际意义。七则认为自己是个重口头阐发先贤思想而不著书立说的人。其“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述而》）的自述，为人所熟知。八则认为自己是个以“忠恕”理念贯穿一生的人。孔子多次宣称“吾道一以贯之”（《里仁》）、“予一以贯之”（《卫灵公》）、“忠恕而已矣”（《里仁》），并解释“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是对自己的底线约束；“忠”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是要求自己的高层次标准，亦可作为一般人追求的品格修养目标，但并不苛求人人都能做到。九则认为自己是个视真理重于生命的人。其名言“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即是。

而在孔子自我正面评价的言论中，最为凸显的则是他对历史文化的自信。

首先，表现为其对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知识由衷地热爱和勤勉探研。孔子认为，“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知之者不如乐之者”（《雍也》），而他自己的最大乐趣就是“好古”（《述而》），所以终生“敏以求之”（《述而》）。正因如此地享受历史文化知识，所以孔子对学习异常自觉和勤奋。其自评的“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公冶长》），并非自诩而是事实。孔子让子路以“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述而》）回答叶公之问，既说明自己读书的勤奋状态，又说明读书带给自己的内心愉悦程度，还说明终身学习是自己的常态。从“学如不及，犹恐失之”（《泰伯》），可见其对文化知识学习的痴迷程度。孔子不仅注重通过文献研读学习历史文化知识，还重视通过“历史现场”考察，以印证自己书本所学的可信度。如“子入太庙，每事问”（《八佾》）；“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述而》）；“至于是邦也”“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学而》）等，足见他不放过任何读书与实地考察的互证机会。

其次，作为“博学于文”（《雍也》）的孔子，其文化自信更表现为他对历史文献的熟悉程度和历史的判断力。具体而言，他自信具有发现历史文献中存在诸多问题的专业水平；又有使“《雅》《颂》各得其所”（《子罕》）的专业能力；既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八佾》），坚信自己对夏朝和商朝礼仪文化典章的熟悉程度比它们的后裔杞国人和宋国人还清楚；更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为政》），自信三代礼仪文化典章继承革新发展关系的更深层问题，自己也同样深得其心；并经过三代对比，最后得出了“周监（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的结论和个人选择，甚至“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为政》）。史实证明孔子的预见是大体正确的，无愧为历史文化巨人和思想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