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南山，中共党员，1936年10月出生，中华医学会会长，广州医学院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在2003年抗击非典的战斗中，钟南山主动要求承担广东省危重非典病人的救治工作，较早确立了广东的病原，并率领团队总结出“三早三合理”的诊疗原则，成为抗击非典的领军人物。

钟南山先后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广东省模范共产党员、全国白求恩奖章、全国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1997年当选党的十五大代表，为全国政协第八、第九、第十届委员。

钟南山，一个在“非常时期”家喻户晓的名字。

严谨、严肃，不苟言笑；率真、认真，魅力十足。

他是义无反顾的勇敢战士，

他是众望所归的道德楷模，

他用自己的一言一行，书写着妙手仁心的医者传奇。

责 任 如 山

2003年的春天，我国突发非典疫情。在最早发现疫情的广东省，有一种声音清晰而坚定：非典并不可怕，非典可防可治！首先迎击非典疫情的广东省呼吸疾病医学专家，在致病病原不明、没有特效药的情况下，短时间内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救治办法，即“三早三合理”，即“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和“合理使用皮质激素、合理使用呼吸机、合理治疗并发症”，把这些病人从死亡边缘上拽了回来，有力地粉碎了“怪病蔓延，无药可医”、“染病必死”的谣言和由此引发的恐慌。

这个团队的领军人物，就是后来闻名动全国乃至国际的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

无硝烟的战争，惊心动魄。从收治中国大陆地区第一例非典型肺炎患者开始，其时67岁的钟南山就以非凡的勇气站在战斗的第一线：非典病人送来时，他亲自检查，制订治疗方案；检查患者口腔，头凑到和病人距离不到20厘米处；提议把各医院不幸感染倒下的医护人员和最危重的病人送到呼研所来……

别人赞他将自身安危置之度外，钟南山付之一哂：“我们就是搞这个的，不干谁干？”

真正的压力，来自那几次著名的“发言”。从“非典可防可治不可怕”到质疑权威机构的结论，钟南山站在了风口浪尖上。

疫情正肆虐，有权威机构传来消息，在病例中发现了典型衣原体，并建议对同类病例使用抗生素进行治疗。钟南山对此表示质疑：“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有临床的实践都不支持衣原体是非典致病病原体这一结论。我认为非典由一种未知病毒致病的可能性较大。是什么，不能轻率定论。”

后来，在一片“对非典已经有效控制”的乐观判断中，钟南山又一次直言：在病原体未明，没有找到对病原处理方法的情况下，不宜用“有效控制”的说法，用“有效遏制”比较客观合适。

钟南山的几次讲话对稳定人心起了很大作用。最早被非典灾难侵袭的广东，社会稳定，不停课，不停产，不停市，不停止办公，还如期举办了广交会。

出现在媒体前的钟南山，面沉如水，语气平淡，无人窥见他内心的波澜。事隔一年，在和网友对话时，他终于打开心扉：“在大家都对疫情缺乏把握的时候大胆发言，压力可想而知。这个事情你没有完全的把握，但需要你做出决策。我所面对的不是一般的学术问题，而是生与死。科学研究往往在反复验证以后才做出最后判断，但紧要关头如果你慢慢研究，后果不堪设想。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如果你还不敢负责任，犹犹豫豫，就会导致更多的死亡。当然，我大胆发言不是没有依据的，是集中了多数人的看法和智慧才得出的结论。”

在钟南山等医务工作者的努力下，广东省创下了非典患者在全国死亡率最低、治愈率最高的佳绩。2003年6月，广东省举行“抗击非典表彰先进大会”，钟南山被授予唯一的特等功。这一年，他还荣获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白求恩奖章，并被评为感动中国2003年度人物。

情 深 似 海

非典一役，钟南山誉满华夏。但如果认为他此时才“功成名就”，就大错特错。早在20世纪90年代，身为著名呼吸病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的他，就以“奉献、开拓、钻研、合群”的“南山风格”名扬南粤大地，1997年，他光荣地当选为党的十五大代表。

很少人知道，钟南山是侨眷。钟南山的父母早年留学美国，他和妻子的大部分亲戚都在国外。父亲钟世藩是中山医科大学的儿科一级教授，当年从美国学成归国，在其时广州最大的中央医院任院长，掌管着医院一笔13万美元的巨款。解放前夕，国民党中央卫生署的一名官员到家里来了四五次，动员父亲将这笔款子带往台湾。父亲虽然不问政治，但还是觉得应该留在祖国大陆。当时的情景，给年仅13岁的钟南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样的家庭出身，在那个时代，也曾为钟南山带来不公正的待遇，“当年我是华南师大附中的第一名，可以保送到苏联留学，不让去。”

1955年，钟南山考上了北京医学院。然而，真正当上医生，已是10多年以后。

“我当过农民，干过宣传队，当过锅炉工人，当过北医校报的编辑，什么都干过。我并不觉得后悔，因为这些经历让我懂得了社会的酸甜苦辣，知道珍惜自己的时间，知道珍惜得到的学习机会。”

1971年，他调回到阔别多年的广州。几经转岗，最后落脚在“慢支防治小组”，一干就是30多年，最终成为呼吸疾病的权威。

“穿了白大褂，当医生却不太合格。”钟南山常常提起早年把胃部出血病人当成结核病咳血的“误诊”事件，“就是这件事使我明白，做医生光有心是不够的，还要有一身好本事，才可以真正帮助到人。”

1979年至1981年，钟南山到英国爱丁堡大学和伦敦大学研修。面对导师先入为主的轻视，为了给中国人争口气，长期学俄语的他仅用了半年时间就攻克了语言关，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和科研中。

在英国进行关于吸烟与健康研究时，为了取得可靠的资料，他让皇家医院的同事向他体内输入一氧化碳，同时不断抽血检验，一直坚持到血红蛋白中的一氧化碳浓度达到22％才停止。实验取得了满意效果，钟南山却几乎晕倒。要知道，这相当于正常人连续吸60多支香烟，同时抽800cc的鲜血。

回国之前，导师丹尼主动致信中国驻英大使馆，信中说：“我跟国外很多学者共事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遇到一个学者像钟医生那么勤奋，跟我们协作得那么好，出那么多成果，我衷心地表示祝贺。”\

钟南山把这封信寄到广州给父亲看，一贯对他严苛的父亲第一次表扬了他。年过40的钟南山流泪了。多年以后，说起这一幕，他依然红了眼睛：“父亲几乎从未表扬过我，总是指出我的缺点和不足。但这次看到我真的为中国人争了点气，他表扬了我。”

从当年谢绝盛情挽留回国，到与非典殊死搏斗，20多年过去了。回首往事，钟南山说：在国内做研究，困难要多一些，有时国外只要一年时间，国内要3年，但这是为自己的国家干，心里踏实，有成就感。

我 心 依 旧

非典之后，钟南山的烦恼增加了。

他觉得自己什么也没变，还是一名普通的医生。每周的查房和专家门诊，只要不出差，他总是准时出现，实践着自己倡导的对患者“三个一样”——高干、平民一样，有钱、无钱一样，城市、农村一样。

业务，在钟南山的排序中永远第一：“搞好自己的业务工作，做好防治疾病，这对我们而言就是最大的政治……”

但他的社会活动越来越多，虽然“能推则推”，但还是占去了很多时间。

一次在人民网做访谈，有网友问他如何看待科学家社会活动多的问题。钟南山很高兴，直夸这个问题问得好。“科学家等专业人士一旦成为社会的焦点，被媒体和公众所关注，他的时间就很难安排。就我来说，我希望能够尽量减少社会活动，给我更多的时间进行研究工作，我希望通过媒体呼吁，减少科技工作者的社会活动。”

媒体过度报道也是钟南山的烦恼之一。“我觉得最尴尬或者说最难以接受的是，媒体注意力过多地集中在我身上，这不太符合事实，因为很多工作都是我们一个集体做的，或者说我组织、协调、最后决策，但是总的来说是大家一块儿做的。这样下去，时间长了，会使我脱离群众，我最大的顾虑是这个。”

问他现在有什么变化，他会告诉你，现在说话比以前谨慎多了，因为影响太大了。

话虽如此，敢言，仍然是钟南山最鲜明的特色。

“什么是医德，不单纯是对病人的态度，最核心的是解决病人的问题。目前来看，医生不少，但真正合格的医生不多。对医生和护士需要有严格的考核制度，让合格的医生能够有更高的待遇和工资，不合格的医生早早离开这个队伍，才能够真正地建立起为公众服务的有效机制。 ”

作为政协委员，参政议政是职责所在。从食品安全到看病难、看病贵，再到医学院扩招，钟南山“不平则鸣”，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关于“白求恩精神”，他说，我所理解的“白求恩精神”，是当利益产生冲突时，首先考虑集体的利益。只有实现了集体利益之后，才能实现个人的利益，也就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意思。　

“只有自己带头，别人才能跟上。”钟南山希望通过言传身教，培养更多的合格人才，为年轻人的成长提供更广阔的天空，使呼研所更上一层楼。在他和同事的努力下，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的学科建设不断取得新的进步：2003年成为国家重点学科，2004年建立博士后流动工作站，2005年主持的《广东省传染性非典型肺炎（SARS）防治研究》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006年顺利通过了科技部组织的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现场评审和答辩。钟南山也成为世界慢性气道疾病防治执行小组组员，2006年年底又被聘为世界卫生组织急性重症传染病应急委员会顾问。

年过七旬的钟南山，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依然在满负荷工作。如此好的“革命本钱”，得益于长年坚持体育锻炼。说来有趣，钟家都与体育有不解之缘。夫人李少芬是新中国第一代女篮国手，还被评选为“中国篮球运动50位杰出人物”之一；女儿钟帷月曾是我国优秀的游泳运动员，获得过短池游泳世界冠军；儿子钟帷德从医，是“广州市十大杰出青年”，也是医院篮球队的“中流砥柱”。空闲时，一家人常聚会在体育场上。钟南山说：“长年坚持锻炼为我在非典期间承担繁重任务打下了基础。同时，培养了三种精神：力争上游的精神、争分夺秒的精神、团队精神。一生受用无穷。”

这就是钟南山，依然是妙手仁心的医生本色，依然是不断进取的学者风范。（王尧）

模范感言

什么是医德，不单纯是对病人的态度，最核心的是解决病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