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认为，钱先生的这个说法前一半是对的，因为现今的国学概念，的确过去没有，无所师承。后一半的担心则是过虑了。经过几十年的学科分立实践，我们承认，学者确实可以从国学中抽绎出文学、史学、哲学来，但这种抽绎的结果，绝对不会是国学的解体，反而可能是国学的提升。如果处理好国学与文史哲学科的关系，那就不仅不会互相抵消，反而是可能相得益彰的。
　　在中国古代，“国学”本是国家一级学校的称谓。《周礼·春官·乐师》有云：“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礼记·学记》也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国家级学校的称谓，历代有所变化。汉代称太学，晋代称国子学，北齐称国子寺，隋代称国子监，唐宋时则以国子监总管国子、太学、四门等学，元代设国子学，明、清两代设国子监，至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开始设学部，国子监的称呼于是废止。清末佚名撰《西巡回銮始末》：“学堂之设，（光绪）二十四年业已议有章程：县设小学，府设中学，省设大学，循序递进，给照为凭；大学卒业学成，乃咨送京师国学，覆加课试，量才授官。所学皆实用，所取皆通才，而国家收得人之效矣。”可见，“国学”从周朝就有了，原来是国家级的贵族子弟学校，逐渐发展为国家的最高学府。优秀的庶民子弟也可进入国学，经过考试，量才授官。
　　作为国家一级学校的“国学”概念，与今天所谓“国学”的概念是不同的。今天我们所指称的“国学”概念，不是指中国传统文化本身，而是指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问”和“学术”。所谓“学问”，侧重于有关传统文化知识体系的积累与梳理；所谓“学术”，侧重于有关传统文化研究方法的继承与创新。而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学”概念，是晚清以来逐渐形成的。由于西学东渐的缘故，中西学术交流日益频繁，为了与“西学”相对应，有人提出了“旧学”或“中学”的概念。张之洞即提倡：“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西学为用，不使偏废。”（《劝学篇·外篇·设学第三》）后来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指出：“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由此，“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张之洞的名言。可见，相对于“新学”，“国学”指“旧学”；相对于“西学”，“国学”指“中学”，它是与“西学”不同的自具特色的文化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