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因为，第一，研究中国传统学术，固然可以用西方学术作参照，也可以不用西方学术作参照。正如楼宇烈在《中国国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应当承认，借用西方文化的一些基本观念来比照中国文化的某些观念，以及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来梳理中国文化中原来比较模糊的概念和理论，在一些领域与一定范围内确实促进和提高了中国“国学”研究的水平，但同时不可忽视的是，西方文化中的某些基本观念以及分析的方法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和思维特点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因而，套用这种研究方法整理或诠释出来的中国传统文化，有时离其原来的意蕴相去甚远。然而更令人担忧的是，长期在西方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的影响下，如今已没有多少人能真正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原来意蕴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深刻反省近百年来的研究方法，找寻出符合中国传统文化根本精神的研究方法，是当今推进“国学”研究的最首要的工作。第二，“以儒学为主体”的提法，尽管是事实的陈述，但也许不能得到某些信仰道家、释家学者的认同。第三，“狭义的国学”的提法，尽管重点突出，但容易导致专注于思想史的研究，也许不利于全面弘扬国学。可见，“国学”的定义，还可以继续探讨。
　　台湾学者龚鹏程近来撰文指出：“国学，在晚清，具体内涵其实是指经学，因此绝没有一个弄诗词戏剧的人会被称为国学大师。到了‘五四’以后，国学变成了史学，胡适、傅斯年所谓‘整理国故’，均是将国故视为史料而整理之，史学家钱穆也写过一册《国学概论》。如今呢？国学也者，范围指涉大异于前，实只是中国学问之概称。中国固有之学问，如经学、宋明理学、佛教、道教、孙子兵法、诗词歌赋，固然都可列入国学之林，就是中国学人、文化人想要发展成具有‘中国性’、‘中国特色’的学问，亦都可以号称为国学。”（《国学新世代》，载《文讯》2005年，第241期，第11页）龚先生之说也许有点言过其实，国学研究的对象恐怕还是应该以“中国固有之学问”为主体。后来龚先生自己对他的这个提法作了修正，他在新近出版的《国学入门》一书中指出：“国学这个词，指的是中国传统的学问。”（见该书第一章《名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版，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