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孔子提倡的“中庸”之道，既具有形而下的现实操作性，又具有形而上的理想价值追求性。简单地说，“道”既是物之所以为物的道理，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它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我们的“国学”就是承载这个“道”的载体，它起源于“道”，又回归于“道”，所以，我们研习“国学”的目的，就是要立志弘扬这个“道”。
　　章太炎的学生曹聚仁曾论证“国故学之独立性”。他说，由于“国故中所含蕴之中华民族精神，与他民族完全异其趋向”。（《国故学之意义与价值》，载《国故学讨论集》第1集，上海书店，1991年版）一个独特的民族只要注重人与事物本身的发展历史，必然会产生具有某种独特性的文化和学术，孕育出独特的民族精神。西方近来兴起一门叫做“区域研究”的学问，各民族的独特精神正是这门学问兴盛的一个理论基础。国学中有我们应当弘扬的民族精神，有取之不竭的文化资源，也有可以“古为今用”的思想理念方法。比如在“人文奥运”的理念论证中，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奥运中心根据国学的传统思想提出“和平、和睦、和谐”与“更高、更快、更强”并行，得到各界的赞同，就是好例。当然，国学中蕴涵的思想并非都是正面的、健康的，国学也有一个诊断病因的任务，正如曹聚仁所说：“中华民族思想衰老之过程，由国故学可得其年轮；中华民族精神上之病态，由国故学可明其表里。”（《国故学之意义与价值》，载《国故学讨论集》第1集，上海书店，1991年版）克服病患，不断更新，也体现出国学追求的民族精神特质。
　　四、国学有相当成熟的研究方法
　　从孔子“述而不作”，整理经书，到汉学、宋学、清代朴学，中国学者开创和发展了成熟的国学整理研究方法，诸如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辑佚学、辨伪学等等，在世界上独树一帜。虽然西方也有目录学、版本学等等，但并未达到中国学者所要求的学术的高度。章学诚《校雠通义·序》说：“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当然，国学研究并不排斥现代学术方法，民国年间，吴文祺即主张：“用分析、综合、比较种种方法，去整理中国的国故的学问，叫做国故学”“国故是材料，国故学是一种科学。”（《重新估定国故学之价值》，见许啸天辑《国故学讨论集》第1集，上海书店影印本，1991年版）一切经过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诸如归纳、演绎、比较、统计等现代学术研究方法，都可以为国学研究所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