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览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上自夏商周奠定最早的“中国”（中原一带），下讫20世纪初年帝制结束，其间王朝兴衰更替，呈现出统一和分裂交替出现的历史格局。但总体而言，统一是常态，分裂只是过渡。历朝历代统治者都以完成大一统为最高政治目标，人民对统一和平的追求更是人心所向、众望所归，因此天下大势“分久必合”，短暂分裂之后必然走向统一。大一统格局得以长期维系并不断巩固的现实基础，就在于中原文明以其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使得中国境内各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与融合中，逐渐向内凝聚为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共同体。中国历史发展至元明清时期，现代中国的基本疆域、民族和人口就已基本奠定，人口规模巨大成为中国的基本国情。

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约束条件和基本前提。一方面，巨大的人口规模必然会带来资源紧张、生态压力、地区差异、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复杂性等一系列难题；另一方面，正是在应对这些难题的过程中，中华民族形成了通过家族力量、团体互助、社会协作解决生存发展问题的集体主义观念，“守望相助”“荣辱与共”“家国一体”等观念深入人心。与此同时，人口压力、资源紧张使得中国人逐渐形成了勤俭节约、节制物欲的传统美德，“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更成为治国安邦的基本理念。今天，我们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同样要面对和处理人口压力所带来的资源、生态、治理等一系列复杂问题，同时也意味着我们可以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发展智慧和治理经验，将人口规模转化为人口红利、劳动力优势和规模效应，助力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中华文明数千年来形成了以人为本的思想理念，集中体现为“仁爱”“民本”等核心价值。早在西周时期，统治者已形成“敬德保民”的施政理念，先秦儒家在“仁者，爱人”（《论语·颜渊》《孟子·离娄下》）的人性论基础上进一步形成了“为政以德”（《论语·为政》）的仁政主张，强调对人的普遍关怀与尊重。同时，“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君者，舟也；民者，水也”（《荀子·哀公》），“天下为主，君为客”（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的民本思想，以及历代完善的御史监察制度、巡视制度等政治制度，抑制兼并、均平授田等经济制度，也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传统的以人为本理念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即尊重人的尊严、保障人的权利、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通过教育、文化、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努力，不断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幸福感，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文明进步。“大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政治理想，即—个人人平等、公平正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形态。

《礼记·礼运》以“小康”“大同”概括了现实中家国天下的小康社会与理想中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的历史演进观念。中国近代思想家在面临内忧外患的大变局之时，为中华民族探索出路规划未来，往往会借助中华文明内部的思想资源。康有为曾撰写《大同书》构建理想中的社会形态；孙中山本人常题写出自《礼记·礼运》的“天下为公”，意在强调辛亥革命终结了两千年帝制，即是以“公天下”终结了数千年的 “家天下”，君主之国变为民主共和国；早期共产党人瞿秋白更是直接将“共产”和“大同”相提并论。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小康社会”作为现代化阶段性目标的中国式表达深入人心。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理念和实践中，“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对“大同”理想的进一步继承发展和当代诠释，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正在成为现实。

中华又称华夏，“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其中尤为突出的是以天人哲学为基础的人文传统、义利观念和伦理精神。《周易·贲卦·彖传》云：“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一天人视域为中国古代认识自然与人文奠定了哲学基础，源自《周易》《尚书》《道德经》等古代典籍有关天、地、人的认识，经历代阐释，至宋儒张载正式概括为“天人合一”（张载《正蒙·乾称》）。“天人合一”的独特视角，以整体性视域对待自然与人文的各种关系，有别于简单二元论与片面、单线的认知，从不同维度和层面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哲学基础，形成了中华文明对待人与自然、人与人、物质与精神关系的独特认知，由此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教化传统以及关于义利辩证关系的深刻理解。中华传统主流观念高度重视精神追求和道义原则，强调道德价值高于功利计算，但并不否定正当的利益追求，认为在实践中需要尊重合理的利益考量，实现义利调和。

在中华文化的演生发展中，“天人合一”思想还表现出“天人合德”“天人贯通”“天人相参”“万物一体”等不同维度，均着眼于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人与自然等关系，显示了中华文明鲜明的伦理性特征，形成了中国人在认识世界、看待社会、处理人伦等方面独特的圆融、和谐的和合文化，使得 “履中蹈和”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思想特征。“履中蹈和”本质上是一种追求动态平衡、整体和谐的系统思维，强调在多元价值和目标中寻找平衡协调之道，避免二元对立、非此即彼、过犹不及。中国式现代化所追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正是对“履中蹈和”这一中华传统智慧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人类社会走出物质极大丰富而精神价值失落的现代性危机提供了新的可能。

早在先秦时期，《逸周书》中就记载了古人养护自然、顺时取物的态度：“山林非时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长；川泽非时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不麛不卵，以成鸟兽之长；畋猎以时，不杀童，不夭胎，童牛不服，童马不驰，不骛泽，不行害，土不失其宜，万物不失其性，天下不失其时。”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对于草木鸟兽要尊重其生长繁育的自然规律，人类的采集渔猎活动要顺时取物，不可过度索取。战国时代孟子进一步发挥了这一思想，并将之与民本观念统一于其仁政主张之下，《孟子·梁惠王上》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这段话的深刻之处在于，他强调的不仅仅是要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实现自然界的可持续发展，更为重要的是要通过自然界的可持续发展，保障人类社会的繁荣发展和长治久安。

中国古代的生态智慧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建设理论和实践极具启发。中国式现代化在摒弃以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增长的传统模式的同时，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把生态保护纳入发展逻辑，进而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将生态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政策上升到了战略高度。中国式现代化通过一系列理念创新、制度建构和技术革新，将中华传统生态智慧注入关于如何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的道路探索之中，为破解全球生态危机，建设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和平、和睦、和谐、和合，是数千年来积淀在中华文明血脉中的文化基因。中国最古老的典籍之一《尚书》即提出“协和万邦”的思想理念，明确倡导以和睦、和谐的方式处理邦国关系。此后，《礼记·乐记》则借助礼乐以和人心的观念提出 “同则相亲，异则相敬”，成为后世以“求同存异”处理分歧与多元、寻求和谐与共识的思想渊源。中华文明在数千年演进过程中，一直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处理中华文明与外来文明之间的关系，通过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东亚书籍之路等进行商贸往来与文化交流，奠定了中华民族追求和合共生、和平相处的文化品格和处世之道。

中华文明的和平与包容，充分体现在中华民族处理内部族群关系和外部国际关系的理念和实践中。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就不以血缘种族为标准划分人我，韩愈在《原道》中说，“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指出文化和文明的交流可以突破天然的血缘种族之别。在长期文明交流融合中，中华文明以其开放的气度，包容吸纳世界多种文明因素，源自印度文明的佛教、源自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教等进入中国，经过上千年的交流融合，已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以来，中国则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和平包容理念转化到处理国际关系等方面。周恩来在1953年至1954年处理中印关系时首次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5年4月在万隆会议上进一步提出的“求同存异”方针，业已成为现代世界多数国家处理国际事务的准则。中华文明 “有容乃大”“协和万邦”的文化品格，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必然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作者分别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讲师、教授；本文系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中心重大课题“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底蕴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为：24&WZD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