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文明中，都有各种学说探寻人类心中最美好的理想生活，“大同”无疑便是中国人心中美好的愿景之一。

　　《礼记·礼运》最早定义了“大同”的概念：“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大同”思想的渊源

　　《礼记》是战国至秦汉年间儒家学人阐发《仪礼》的文章汇编，集中体现了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学和伦理思想。其《礼运》篇对“大同”的定义，大概有三层内涵：

　　一是“天下为公”的政治理念。东汉大儒郑玄注《礼记》曰：“天下为公，谓天子位也。为公，谓揖让而授圣德，不私传子孙，即废朱均而用舜禹是也。”唐代经学家孔颖达疏《礼记》曰：“不家之者，谓不以天位为己家之有授子也。”可见，“天下为公”更多是从国君、天子的角度而言，“私传子孙”是“为私”，“为公”则需“德配天地”，国君以其“圣德”为天下苍生计，方能担当“天子”之位。相传尧舜禹“禅让”帝位便是“天下为公”的典范。

　　二是“选贤与能”的为政方略。“与”是推举、选举之意；贤，指德行；能，指才能。孔颖达《礼记正义》曰：“天位尚不为己有，诸侯公卿大夫之位灼然与天下共之，故选贤与能也。”在儒家看来，“选贤与能”是天子“德配天地”的具体行为，正因为明君懂得“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天下并不是私家之天下，所以无论是选拔君位继承人，还是任用文武百官，都遵循“选贤与能”的方略。

　　三是“讲信修睦”的社会秩序。天子能够实行“天下为公”之大道而“选贤与能”之方略，则百姓蒙受德泽，整个社会就会呈现出“讲信修睦”的大同气象。“讲信修睦”即是指国君能够谈说有信、政令无欺，君既言信行睦，上行下效，世人便皆讲求信用，和睦相处，社会便会呈现出繁荣、富足、平等、无私的“大同”景象，《礼运》中从“人不独亲其亲”到“外户而不闭”即是描述了这样一种“大同社会”的美好图景。

　　“大同”思想在儒家传承中有其深远的理论渊源和历史依据。尧舜禹三代之治，被儒家认为是上接炎黄、下启三朝，行禅让，便是大同之世。《论语》中孔子也多次赞叹尧舜：“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流露出对尧舜时代的强烈向往。从夏禹之后，他的儿子启继承了王位，世袭制代替了禅让制，中国历史上遂从“公天下”变为了“家天下”，大同之世便退出了历史；但后世大儒的政治理想基本上并不以汉唐为高、而是以追寻“大同”为目标，所谓“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大同”与“小康”的关系

　　我们要更加全面领会大同思想，还需结合它与“小康”的关系。

　　继“大同”之后，《礼运》紧接着描述了“小康”：“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小康”描绘的是在夏禹之后到商汤、周文王、武王、周公治理下出现的盛世。尧舜禹之后，中国社会朝向“小康”的现实努力，恰恰是“大同”思想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具体落实，这是理解儒家为政之道的核心之一。“大同”与“小康”都是“大道”的体现，本质上并无高低之分，二者的区别只在于大道的“行”与“隐”。“隐道”绝无“失道”“丧道”之义，只是尧舜之后，“大道之行”隐在了小康之治里，“小康”恰恰是“大同”之寄寓。换言之，“小康”的理论依据和支撑是“大同”，“大同”的现实演绎和开展就是“小康”。

　　“小康社会”的基本核心内涵是：第一，天下为家；第二，礼义为纪；第三，兵刑为用。“小康社会”的构想是通过“礼治”实现“德治”与“法治”的双重目的，即通过切实可行的宗法制度、礼乐制度等手段，来维护个人、家、国、天下的“私利”与“公利”，最终实现秩序井然、国富民强的理想社会。从某种意义上，“小康”是将“隐微”之“大道”表露出来，恰恰体现了“大同”所言“大道”之“施行”，与“大同”的内在追求是完全一致的。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是迈向“大同社会”的必经之路。

　　“大同”思想的时代意义

　　毛泽东曾用“大同”来表述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大同”愿景，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提出了20世纪末我国将要实现“小康社会”的构想和目标，中国社会开始为此努力。党的十六大从经济、政治、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四个方面界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具体内容，即六个“更加”：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中国梦”的重要思想和执政理念，并把“中国梦”定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他在相关论述中还提出了“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六个范畴，这正是实现“中国梦”的核心价值和实践方向，其中“求大同”可谓“中国梦”的最高目标。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思想既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又是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作者：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谭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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