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论语·为政》）

　　这是一句常常被人引用的名言。可是，它的内涵却未必像一般人理解的那样简单。

　　首先，关于“师”之理解。

　　一般都把这里的“师”理解为“老师”。因为孔子为史上第一位老师，而他所说，应用于老师，亦颇合适，所以这样理解，当然可以，朱熹、钱穆、杨伯峻都这样理解。朱熹《论语集注》：“言学能时习旧闻，而每有新得，则所学在我，而其应不穷，故可以为人师。若夫记问之学，则无得于心，而所知有限，故《学记》讥其不足以为人师，正与此意互相发也。”钱穆先生《论语新解》译：“能从温习旧知中开悟出新知，乃可作为人师了。”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译：“孔子说：在温习旧知识时，能有新体会、新发现，就可以做老师了。”

　　但是，作为一种职业，“师”在孔子之时，做老师的解释其实不普遍，普遍的倒是三公中的“太师”、主事制曲奏乐的“乐师”和执掌禁令刑狱的“士师”。三公之太师显然不是谁想当不想当的问题，乐师一般也由盲人担任，则孔子此处所说，为“士师”的可能性极大——孔子学生中，就有做士师的，比如高柴。从司法角度言，“温故而知新”，当指能熟知过往判例，并在此基础之上判决新案。《左传·昭公六年》记郑国铸刑鼎，叔向去信子产责备：“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说明当时在法律上实行的，正是“判例法”。

　　其次，是对于“故”与“新”的理解。这是更重要的且必须予以辨析的。

　　一般之理解，“故”为“旧知识”，“新”为“新知识”。朱熹《论语集注》：“故者，旧所闻。新者，今所得。”钱穆《论语新解》：“故字有两解。一曰：旧所闻昔所知为故，今所得新所悟为新。一曰：故如故事典故。《六经》皆述古昔，称先王。知新谓通其大义，以斟酌后世之制作，如汉代诸儒之所为。”依此二位的解释，“故”的理解，一般指已发生之事实，包括已有之结论或主张，已为社会所认可之价值观。故“故”解释为旧知识问题不大，而“新”，无论是从朱熹所说的“每有新得，则所学在我，而其应不穷”，还是从钱穆的“知新谓通其大义”，解释为“新知识”都问题多多。

　　何为“知识”？一言以蔽之，知识是“对于事实的认知”，知识包含两个元素，一为“事实”，是知识的对象；一为“已知”，是知识的时态。则所有的知识，都是已经被认知到的“事实”的符号化，“知识”一旦产生，就是“过去完成时”的“故”，日常人们所说的“新知识”“旧知识”云云，只是就某个具体的人了解记诵这些知识的时间先后而言，而非针对知识本身而言。比如，“孔子是春秋时期人”这句话，就是知识，因为它包含了“事实”和人们对这个事实的“认知”。这个知识，或对于这个事实的认知，在孔子时代即已“完成”，生活在21世纪的一个幼童，他可能今天才获知这个“事实”，对他而言，当然是“新近获知”，但这个知识却并不是“新知识”。一言以蔽之，所有的“知识”，都是“故”，“新知识”这个概念，只有在“新近获知”这个意义上才能成立，在“新的知识”这个意义上，是不成立的。

　　而孔子心目中的老师，当然不是那些以探究自然或人类历史未知奥秘为职业的人，而是那些能够判断价值的人，所以，他的“知新”，不会是指一个老师每天从事于认知事实的工作，恰恰相反，他心目中的老师，包括他本人，每天所做的，是探究和传播“道义”，“道义”不属于“事实”的范畴，而是属于“价值”的范畴。所以，我的理解，孔子这里的“温故而知新”，是指一个人建立在先王圣贤价值观（所谓“旧”）基础上对新问题新现象能作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其实，有价值判断力，能对世间人、物作价值判断，是教育的根本使命之一。

　　当然，此处的新，还可以理解为“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新民”（《大学》）“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经·大雅·文王》）等典籍中的新，指在“温故”——温习先王道义——之过程中，一人人格之新，一国国格之新，一族命运之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