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一首《离骚》，让某高校文艺学专业研究生龙旭回忆起自己的高中生活，“同学们摇头晃脑，背着《离骚》，很有古风。只可惜，当初背得滚瓜烂熟的课文，现在基本都‘还’回去了。”

    记者随后采访了部分在校大学生和刚刚走出大学的毕业生们，绝大多数受访者均表示“背不出来”。“早忘了”“不会背”“只记得一点点”是记者听到最多的回答。

    面临传统文化日渐遇冷的问题，教育部日前公布了《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以下简称《纲要》），详细阐述了从小学到大学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具体要求，强调逐步落实课程标准修订和开发，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课程和教材体系中。

    对此，专家学者纷纷表示，将传统文化融入课堂和教育体系迫在眉睫。 

    那么，传统文化的传承究竟遭遇了怎样的困境？新形势下，我们又该如何科学合理地将其融入课程？

    传统文化的尴尬处境

    “伴随着背完就忘的古诗词、古文等，中华文化这个‘模糊的概念’似乎在我的生活中渐行渐远。”当被问及“在校学到了多少中华文化”时，龙旭如此回答。

    龙旭感叹道：“除了一些耳熟能详的‘床前明月光’‘谁知盘中餐’外，现在的大学生还有多少能原文背出《出师表》《兰亭集序》？还有多少能完全理解文章的含义？真的不多。”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刘运峰的亲身经历佐证了龙旭的想法：“十年前我在英国做访问学者，恰逢中秋，大家在一起联欢，我书写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一位研究生毕业不久的朋友说，‘你怎么记得那么牢，我当时也背过，但考完就忘了’。”

    古代文学是传统文化的主要体现之一。“不进脑”“不走心”，不仅是古代文学教育的困境，也体现了传统文化的尴尬处境。

    比重大，为何收效微？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温儒敏坦言，从小学到高中，语文课程中“古诗词和文言文的内容大约占课文总量的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大量的古诗词和文言文进入语文课堂，为何收效甚微？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袁济喜教授认为，当下的教育理论与方法都有反思的空间。“中华文化是道器合一，核心是人格论与价值论，即培养人才首先是做人的根本价值，然后延及知识系统，而我们现在是‘西体中用’，即采用西方教育的知识论与工具论来对待中华文化，导致‘得其形而遗其神’。”

    袁济喜进一步解释：“从六艺之学到经史子集四部之学，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都是价值之学与知识体系的结合，而现在文史哲分科的教育体系与传统文化体系并不相同，因此，采用这种现代分科教育，及其学科体制下的知识论去从事中国古典诗文教育，效果不会太好。”

    “许多教师、家长以及学生认为，学习唐诗宋词、经典古文的目的就是应付考试，并非为领略和探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因此就流行‘中学生有三怕：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鲁迅）’的说法。这种‘三怕’实则直指考试，因为考试一旦结束，就会把文化财富当成负担，丢得一干二净。”刘运峰指出，多年来形成的教育功利化、应试化倾向是收效不理想的根本原因，“大多数家长只关心孩子‘语数外’的成绩，对于涉及道德品质、综合素养方面的课程基本不大留意，更有甚者觉得开设这些课是浪费孩子的时间。”

    传统文化如何入课堂？

    “现阶段，我们主要是通过学校教育来传承传统文化。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意思便是根据人生的不同阶段从事教育与熏陶，主要应因材施教。”袁济喜对《纲要》中从课堂入手的分学段文化教育模式深表赞同。

    “基础教育，主要是依据人性的初始阶段，应以文学熏陶为主。青少年阶段应加强中华经典文化中的思想性与哲理性，以及文明礼仪方面的教育。大学阶段，则可以在经典的选择与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趋于专深。”袁济喜说。

    刘运峰认为，传统文化包罗万象，语文、数学、历史、政治等课程都需要浸润传统文化的成分，而且也应该因阶段施教，“改变开设课程门类太多、课时太少，看似‘面面俱到’，实则什么都学不透的局面”。

    “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绝不能仅仅局限在课堂，而是要加强公民文化自觉和文化坚守的意识，在全社会形成敬畏、崇尚、尊重优秀传统文化的氛围。”刘运峰强调，“传统文化要入课堂，但不能止于课堂。”(本报记者 晋浩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