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右）在高雄为古远清题词

　　台风刚过去的子夜。

　　台湾师范大学学人招待所。

　　我在睡梦中被电话铃声惊醒。是什么样的紧急事件，非要半夜通话呢？

　　原来，一位台湾作家得知我1995年9月1日将改变行程南下高雄拜访余光中时，他便来电话“警告”说：

　　“余光中是卖国主义作家，你千万不能去看他！”

　　“据我了解，余光中是爱国主义作家。作为我的研究对象去拜访他，没有什么错。”

　　对方的嗓门顿时高亢起来：

　　“你一定要站稳立场！如果明天去看他，我就和你绝交了！”

　　我读过这位半夜打电话给我的作家的作品，还写过评文在台湾发表。就在我首次访台的前几天，这位作家还带我去拜访仰慕已久的一位文坛前辈胡秋原。由于是熟人，所以他对我毫不客气，我也和他坦诚相见。后来我去拜访了余光中，这位台湾作家也未与我绝交，仍源源不断寄送他的资料给我。

　　回想我第一次见到银丝半垂、眼神幽淡的余光中，是1993年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两岸暨港澳文学交流研讨会上。在欢迎晚宴上，我和他坐在一起聊天、碰杯，他忽然慨叹台湾政坛投机分子何其多，文坛知音何其少，因而顺口将宋代欧阳修的两句诗“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颠倒过来：“酒逢千杯知己少，话不半句投机多！”他的机智和幽默，顿时给我留下难于磨灭的印象。以后我和他鱼雁往来，在高雄拜访他时，余老赠我手稿和多部他的签名本大作，我后来则出版了他的评传《余光中：诗书人生》，另编著有《余光中评说五十年》。

　　在余光中文学史上——如果真有这部文学史的话，那其中充满了论争、论辩和论战。余光中自己说过，作家并不是靠论战乃至混战成名的。但一位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作家，要逃避论战很难做到。在社会变革和文学思潮更替的年代，有责任感的作家不应回避大是大非的问题，他应该入世而不应该遁世，应该发言，应该亮出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在上世纪60年代保卫现代诗的论战中，余光中正是这样做的。但在乡土文学大论战中，余光中的表态和发言对乡土作家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精神压迫作用，呼应了国民党整肃不同文艺声音的铁腕政策，余光中的正面形象由此受到挑战，他在台湾文坛的伟岸身影由此打了不小的折扣，少数青年诗人甚至作出了“告别余光中”的痛苦抉择。时隔27年，大陆重提余光中在乡土文学论战中的所作所为，视线以外的余光中、光环之外的余光中终于浮出地表。

　　晚年的余光中，已由热血的青年诗人变为冷眼阅世的老教授，其诗风不再激烈而趋向平和，对诗坛论争不再像过去有“巩固国防”的兴致。他认为，自己“与世无争，因为没有人值得我争吵”，并自负地认为“和这世界的不快已经吵完”。可只要还在写作，还未告别文坛，要完全躲避论争是不可能的。这就难怪在海峡两岸部分学者、作家质疑“余光中神话”时，他不得不著文答辩，十分不情愿地再扬论战的烽烟。

经历过一系列论战的洗礼和考验，尤其“向历史自首”后的余光中，他在两岸三地读者的心目中，还能傲视文坛、屹立不倒，像一座颇富宫室殿堂之美的名城屹立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吗？

答案仍然是肯定的

　　一是从创作的数量和质量看，余光中半个世纪来已出版了18本诗集、11本散文集、6本评论集，另还有13本译书。百花文艺出版社不久前为其出版的九卷本《余光中集》，更是洋洋大观，全面地反映了他创作和评论等方面的成就。当然，光有数量还不行，还要有质量。尤其是传唱不衰、脍炙人口的《乡愁》，已足于使余光中在当代文学史上留名和不朽。

　　二是从文体创新看，余光中右手写诗，左用写散文，做到了“诗文双绝”，乃至有人认为他的散文比诗写得还好。他还“以现代人的目光、意识和艺术手法，描写现代社会的独特景观和现代生活的深层体验，努力成就散文一体的现代风范”（古耜），这是余光中为当代华语散文所做的又一贡献。

　　三是理论与创作互补，创作与翻译并重。以评论而言，他较早地提出了“改写新文学史”的口号，并在重评戴望舒的诗、朱自清的散文等方面作出了示范。在翻译方面，他无论是中译英，还是英译中，既不“重意轻形”，也不“得意忘形”，在理解、用字、用韵以及节奏安排上，都比同行有所超越。他既是一位有理论建树的文学评论家，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翻译家：从翻译的经验与幅度、翻译的态度与见解、译作的特色与风格、译事的倡导与推动等各方面，余氏的翻译成就均“展现出‘作者、学者、译者’三者合一的翻译大家所特有的气魄与风范”（金圣华）。

　　四在影响后世方面，余光中在香港有“余群”“余派”乃至“沙田帮”。在台湾虽然还没有出现自命“余派”的诗人，但至少是“余风”劲吹。在大陆，“余迷”更是不计其数，不少青年作家均把余氏作品当作范本临摹与学习。他的作品进入大陆中学、大学课堂，许多研究生均乐以把余光中文本作为学位论文的题目。

　　五是在对待别人的批评方面，有大家风度。余光中面对大粪浇头的辱骂，不气急败坏，不暴跳如雷，更不对簿公堂。这种不还手的做法，是一种极高的境界。如不是大家，必然申辩和反击，就不可能坚守古典儒家的准则：“君子绝交，不出恶声”。正如王开林所说：余光中“诚不愧为梁实秋的入室弟子”。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任何作家都难保不做过错事、写过错误文章。关键是他对以往过错有无反思的态度。余光中承认《狼来了》是篇坏文章，而不像有的名人那样矢口否认做过错事、写过错误文章，认为自己“永远站在正面”。

　　死神终于向骄傲的余光中传来消息，使我想起他当年在美国密执安州立大作为离乡背井、抑郁寡欢、思念着遥远祖国的游子，在寒夜中临窗西望时欣然命笔，写下有名的《当我死时》：

　　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与黄河之间

枕我的头颅，白发盖着黑土在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

度我便坦然睡去，睡整张大陆

听两侧，安魂曲起自长江，黄河两管永生的

音乐，滔滔，朝东这是最纵容最宽阔的床

让一颗心满足地睡去，满足地想……

　　余光中这时只不过37岁，就有了浓郁的乡愁。他由此想到了人生的大限，希望自己死后葬身祖国大陆“在长江与黄河之间”的“最美最母亲的国度”。可见，他对祖国感情之深。

　　我不久前在台南“台湾文学馆”演讲时，认为如果有台湾作家得诺奖，他应是呼声最高的一个，可惜生前他未能得到。老天对他不公，使他不能实现自己90岁制订出的“五年规划”，他已无法做到比佛洛斯特更长寿。可以告慰的是，余光中为后人留下的情深意长、音调动人的不朽之作，是死神再使大力气也是无法偷走的。用余光中自己的话来说，“就算大索三日，秦始皇也未必能逮到张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