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治派与孝道派的这种分歧，特别表现在孝与忠、从父之孝与从义的关系问题上的不同态度。乐正子春的孝道派也讲到忠，但所言之忠绝无政治的含义，而是指人内心的真诚状态。乐正子春的孝道派在其著作中言忠见于如后数处：“忠者，其孝之本与！”（《曾子本孝》）“君子立孝，其忠之用，礼之贵”；“君子之孝也，忠爱以敬，反是乱也”；“致敬而不忠，则不入也”。（《曾子立孝》）“忠者，中此也”。精研《大戴礼》30多年的清儒王聘珍在《大戴礼解诂》中训忠，第一处据《说文》训为敬，另外几个地方都训为“中心”。因此，孝道派讲的忠根本不是一个政治概念，只是孝的品格规定，是讲孝的真诚不欺，对父母发自内心的敬爱孝顺。孝道派的著作中根本没有移孝为忠之说，更没有《孝经》的事君以忠之说，更是有力的证明。而孝治派讲的忠，完全是人臣对君主之忠，是一个政治的概念，而孝只是用来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在孝与忠的关系上，只是一种孝服从于忠的关系。《孝经》的“以孝事君”、“以孝事君则忠”之说，就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这与孝道派以孝为最高范畴的基本理念是相冲突的。

    在从父之孝与从义的关系上，孝道派以孝为至高无上的根本，所以，当从父之孝与从义发生矛盾时，它就不会考虑政治的意义，而只考虑对孝的维护，以从孝为第一位，必然主张从父不从义。但是，孝治派以治为至高无上的根本，因此，当从父之孝与从义发生矛盾时，他们首先考虑的是从政治的义，以从义为第一位，主张从义不从父，并对孝道派的从父不从义之说进行了激烈的抨击：“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子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父有诤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诤于父……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这与孝道派的从父之孝高于从义正形成尖锐对立。

    《孝经》把孝道派关于孝的伦理学说，转化为孝的政治学说，这既与孝道派发展的历史命运有关，也与《孝经》出现的历史时代相关。孝道派是从曾子一系发展出来的，虽然在孟子以前是一个有较大影响的学派，但孟子出现后，思孟学派的影响大大超过了孝道派，而思孟学派亦由曾子一系而来。所以，人们更多地会将思孟学派视为曾子的正宗嫡传，孝道派则丧失了正宗嫡传的优势。而且，在乐正子春创立孝道派后，他的弟子虽然将其师之说著为《曾子大孝》等，似乎再无多少理论上的发展。孝道派的后继乏人，也必然使该派的影响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