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为重要的是，由曾子一系而发展出来的孝道派与思孟学派的理论，都不适合战国统治者的政治需要。战国是一个七雄交战、各国国君都想一统六合的时代，当时重视的是耕战，特别是征战。如果说孟子的仁政说不合时宜，那么孝道派的孝道理论就更加不合时宜。征战需要人去为君主而战，就免不了伤残乃至牺牲，而孝道派却要求为行孝而保全身体，根本是与人君的需求背道而驰。孟子作为一代儒学大师也不得重用，人才凋零、理论又不合时宜的孝道派的命运更是可想而知。这就促使孝道派中的某些人不得不对其理论进行反思。《孝经》正是这样的历史产物。

    一位对孝道理论有深刻理解的儒家学者，在反思孝道派的命运之后，将孝道理论转变为孝治理论，而著作了《孝经》。正是有了这种转变，使儒家的孝理论成了能够直接为统治者服务的理论，《孝经》也才能从汉代以来被历代统治者奉为经典，而发生深远的历史影响。